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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反杀”美国的武器 或就在这群人的手里

中国“反杀”美国的武器,就在蓝翔们手里

作者:肝帝董佳宁

各位好,我是观察者网的董佳宁。美国想挑起对中国的“新冷战”,已经越来越明朗,可以说时不我待。任正非说,“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们死 ”。最新的高层会议做了定调,关键词是“中长期”、“持久战”、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”。我在之前的节目中,针对特朗普反华的连任规划,已经讲到了“国内大循环”的问题,这次我想再深入和大家探讨一下。

美国这轮反华,有两个重要驱动力。一个是蓝领选民的利益诉求,另一个是压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紧迫性。这两点,中国都是可以应对的,我想先分析中国的优势,后面再说说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
我先说第一点。美国政客认为,如果不对中国“定向脱钩”,迁回制造业,美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无法缓解。但特朗普想不到,经过美国这轮动作,中国在制造业上的全球市场份额,反而变得更大了。这一点不光特朗普,我们自己也没想到。

新冠病毒的影响,起到了一定作用。美国的波音萎掉了,但中国出口却飙升,7月份单月的出口额,已经达到了历史第二高水平。全世界需要的防疫物资,离不开中国生产,疫情让人们选择在家,家用消费品需求大增,生产也离不开中国。

想替代中国,先问自己几个问题。中国交通基建网络密集,高铁覆盖广泛,你有吗?中国的供应链完整,零部件满足上下游需求,集中化、区域化,你有吗?中国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不低,成本比较优势明显,还稳定,你有吗?特朗普把眼睛蒙起来,说这些我都没有,但我有25%的关税来对付中国,你们要投票给我。

对中国这轮关税,美国执行2年了,但即便被征25%的关税,许多中国制造商发现,自己依然没有遇到什么竞争,成本依然是最低的。宏远是广州的家具厂,做家庭桑拿房,出口订单今年翻倍了。即便他们是从加拿大进口木材,组装好以后再运到美国,把横跨太平洋的来回运费,美国25%的关税都算进去,依然是独孤求败,没有对手。

有的人会说,人民币对美元是贬值的,所以人民币相对更不值钱了,商品就更容易卖了。但是要注意,今年人民币对美元,是升值的。美国不管是自由贸易,还是保护主义,中国随意,我自一口真气足,贸易主导地位依然稳固。

第二点是美国发现,压制中国产业升级已经时不我待了,“上帝选民”按捺不住了,开始玩起绑架,还有强买强卖。我预测一下,这才刚开始,5G虽然美国跟不上,但撒谎、欺骗、偷窃的速度,美国是“5G”的。动作这么快,因为这也是美国老套路了,日本人纷纷表示熟悉。竹内亮导演,在微博上就说了,他小时候,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,日本电子高科技超过美国,索尼、松下这些日本公司一直被美国骂“盗用技术”。然后美国政府就开始用各种办法,控制日本公司。先打压,再控制,这个PUA套路美国屡试不爽。

当时日本是什么情况,电子产业完胜美国,日立、索尼、三菱、富士通、NEC、东芝、松下,日本企业是压倒性的优势,美国人当时都觉得,不要再在芯片上浪费时间了,因为美国芯片业完蛋了。可是结果呢,我们现在都知道了。

90年代,美国代替日本,成了最大芯片出口国。为什么局面翻过来,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,而在于政府,在于国家捍卫主权的能力。日本这样的国家,向苏联出口4台高精度机床,因为苏联可能用于发展核潜艇,美国就发火了:我们美国,是你们最好的老大哥。你们有不懂的事,可以问我们,我们可以亲切地告诉你们。中曾根康弘,日本首相,马上就道歉了,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,整版刊登“悔罪广告”。这样的国家,美国可以逼迫签署《半导体条约》,那么企业做得再大,科技优势再明显,美国都可以亲切地“搞死”你们。

但中国是反过来的,我们电子产业在追赶阶段,整机制造上领先,高端芯片还在追赶,企业相对的实力,比不上当时的日本。但问题在于,我们国家是主权独立的,经历过长期封锁,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前几天,美国芯片股引领指数暴跌,彭博社认为,美国芯片股的溃败,可能是因为中国半导体的“威胁”。还说,中国的新政策,将全面支持半导体产业,列入十四五规划,而且赋予这项任务“如同当年制造原子弹一样”的高度优先权。

资本不傻,美国打日本,那是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打掉。美国打中国,是在帮助中国,把国产替代产业打出来。而且特朗普这个人,帮中国建设还喜欢附赠,“实体清单”里已经明确告诉中国,哪些企业和产业链很重要,美国商务部都忙不过来了,操碎了心。

连中国科技人才,美国也要驱逐,不光是科研人员、工程师,就连留学生也要驱逐。硅谷的专业人员,来自中国的有14%,而去美国读计算机博士的外国人,75%会在美国留10年以上。本来这些中国人才都是为美国服务的,现在美国这么搞,我想起了一篇课文,大家记得吗,就是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。美国就像当年的秦国,用李斯的话说,不出生于秦,可是愿意效忠秦国的,本来很多,如今却“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”,都要驱逐,“以资敌国”,李斯最后怎么说的,这样的国家,“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”秦王嬴政是被李斯劝回来了,但美国这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。

分析完中国的优势,我也要说,中国目前仍有需要改进和学习的地方。我也讲讲自己的观点。我之前讲过,国内大循环的关键,是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,他们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主力,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。中国是规模超大的国家,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差别太大,简单用一个基尼系数来衡量,肯定是不准确的,但至少在我们的发达地区,一线城市,准一线城市,二线城市,一定要培育一个高收入的蓝领群体。

北京、上海的外卖小哥,现在平均收入能到八九千,育儿嫂的月薪,高的能过万,这确实大于很多高学历毕业生的起薪,但是他们和企业高管的收入差距,放在国际上比较,依然是较大的。美国一个电梯维修工的年收入中位数是7.7万美元,比家庭收入中位数6.1万美元都高了不少,更是远高于全员的年薪中位数。这样的蓝领工种,在美国的数量很多,而在中国,还只有少数这样的蓝领岗位。如果我们看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,一个酒店清洁工的税后收入,可以接近酒店CEO的三分之二。

强大的工会,高工资收入的保障,促进的不仅仅是蓝领阶层,而且促进了北欧国家高科技的产业。美国打华为,当然是因为华为重要,大家想过没有,为什么华为的对手,北欧就占了两个:爱立信和诺基亚。我们看北欧小国就这点人口,为什么程序员这么厉害,Linux创始人是芬兰的,挪威有Opera和QT,丹麦有JavaScript引擎V8,瑞典有数据库mySQL,数字音乐平台Spotify,Skype创始人一个是瑞典的,一个是丹麦的。

游戏公司,北欧也是很出色的。瑞典的DICE游戏工作室有寒霜引擎(Frostbite Engine),《部落冲突》是芬兰公司做的,《愤怒的小鸟》也是,还有瑞典的P社,还没买《十字军之王3》的统统踢出朋友圈。

Minecraft,也就是《我的世界》,那真的是风靡世界,2014年以25亿美元卖给微软。这个游戏最早是瑞典人马库斯·泊(脖)松(Markus Persson)一个人搞出来的。泊松这个人,童年是在乡村小镇度过的,为了远离在斯德哥尔摩吸毒和酗酒的爸爸,他爸爸只是一个铁道工人,但泊松七岁的时候,就能接触到计算机编程了,因为他爸的收入也能买得起电脑。我们算算,那是1986年。当时电脑,中国叫法还叫微机,微型计算机,或者微型电脑,刚在欧美开始普及,你想想那个年代中国的电脑在哪里才会有?高校、研究所、科研机构。中国家庭里有电脑的有几家?家庭电脑普及程度可以说无限接近于0。

他8岁时写了自己的第一个游戏。12岁时父母离异,他爸爸因为吸毒进了监狱,他妈妈是一个护士,靠比清洁工高一点的工资,就能养他和妹妹,加上政府补贴,就能在经济上支持他开发游戏。

为什么说一个稳定的蓝领中产阶级,对社会非常重要,因为这不仅是内部消费需求的问题。在信息技术的时代,从事高科技研发工作,尤其是创新型工作,是需要一定门槛的,经济门槛和教育门槛,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。不仅是开发,甚至消费掉这些高附加值产品,也是需要门槛的。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家庭,一个更大的基数,能够跨过这些门槛。如果财富仅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这个国内大循环的目标,就无法实现。

说到游戏,我又想到了“波兰蠢驴”这个称呼。编码社区HackerRank做过一个统计,根据编码挑战的表现排名,有点竞赛的性质,主要侧重算法领域,中国程序员排名第一,第二是俄罗斯,第三是波兰,第四是瑞典,美国排28名,传说中的印度嘛,第31名。

大家要注意,因为高教育水平人口的基数很大,经过筛选来看,中国的程序员群体,水平的上限当然是非常高的,但这并不等于中国软件业整体实力就很强。中国在移动消费应用上很强,但短板还是在生产力上,无论工业软件还是游戏引擎,我们的技术积累都是不够的。

“波兰蠢驴”做的游戏,大家都知道是精品,大家也要注意波兰这个国家,波兰人均GDP已经接近1.54万美元,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80%了,而我们才将将过1万美元。最近20多年的发展速度,比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快得多。波兰工业占比60%,机械、电子等中高端工业占比超过40%,这些年一直是欧盟经济增长的引擎,是欧洲汽车、航空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。

波兰历史上没占殖民扩张的便宜,反而饱受屈辱,三次灭国,经历列强的蚕食和瓜分,一次次浴火重生,也走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转轨的道路,被新自由主义忽悠过,受过“休克疗法”的伤害。但比较成功的是,国内政治和社会财富没有被寡头控制,最终选择转向社会民主主义,把制度改革和国家产业政策结合,其内需强劲的特点,对中国很有参照意义。

我夸了波兰,肯定有人不服,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,波兰这发展成绩,连给韩国提鞋都不配。问题是,韩国经济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,不是依靠本国市场实现工业化的,对我们参照意义不大。实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,我粗略分三类,一类是英法德美那样,起初都是殖民扩张;一类是韩国那样,产业承接;还有一类,是通过城乡二元化剪刀差,农业哺育工业,我们可以都归为苏联模式。在这方面,中国和波兰有可以比较的道路经验。

还有人会说,波兰的成功,是西方打造的自由民主制度“面子工程”,我不同意这个说法。波兰经济的成功,恰恰在于博采众长,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我们观察者网曾报道过,2016年的时候,波兰政府发布长期发展规划,副总理莫拉茨斯基公开说,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中,汲取了灵感。波兰媒体甚至说,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,已经成为波兰政府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。

还有一个貌似成绩很好的例子,我认为没有参考价值,就是爱尔兰。最近几年,爱尔兰是欧洲经济增长最抢眼的,GDP增速都在5%到9%左右,2015年甚至达到了恐怖的26%。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?有没有水分呢?爱尔兰的企业税率是欧盟最低的,所以很多跨国巨头喜欢到爱尔兰设立分公司,比如苹果,将收入转移到爱尔兰,目的就是合理避税。

后来欧盟裁定,苹果在爱尔兰非法逃税153亿美元,要求苹果向爱尔兰政府补缴。可是这个钱,苹果不想交,爱尔兰政府居然也不想要,都对欧盟的裁决提出了上诉。2016年7月,爱尔兰总理表示,去年的GDP增长,26%的确是有点离谱,财政部经过评估,要把去年的增长修正为3.5%-4%。爱尔兰这种努力建设避税国家的思路,和波兰不一样,对我们就没太大参考意义。

欧洲许多社民主义的国家,社会在伦理上就天然强调每个人出身的平等,和美国这种自由主义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从文化上解释,觉得北欧人海盗出身,天然就有一个“平等分赃”的习性。而美国人呢,因为是移民,人和人之间相互歧视是普遍的,并不同情他人的不幸,觉得穷人是好吃懒做,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。

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,但解释得太理想化了,仿佛什么样的社会,完全是自发产生的。我想强调的是,没有政策干预,指望一个社会自然的运转,能够自发产生“先富带动后富”,是很难做到的。

中国需要进军高端产业链,在当下环境中,就必须依靠内需,要有一个规模足够大的高端消费群体。这样的市场,才能消化掉国内企业的研发成本,驱动企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。为此,至少在发达地区,我们需要把高收入蓝领阶层扩大到足够的规模,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要拿出政策,不说学习吧,至少有必要借鉴欧洲一些成功福利国家的政策和经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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